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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2022）》发布：2021年市场增长率达32.94%******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 刘昊）在1月9日举行的2022年中国工业信息安全大会上，《中国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2022）》发布。文中显示，2021年我国工业信息安全产业规模达168.43亿元，市场增长率达32.94%。

　　“其中，工业互联网安全产业规模为75.7亿元，较2020年增长39.96%。在政策加持、技术创新、需求升级等多因素综合推动下，我国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将继续保持高景气度。”国家工信安全中心副主任、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郝志强说。

　　大会以“数智转型，安全发展”为主题，由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工信安全中心”）、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联盟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局长隋静表示，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工业领域网络安全新形势、新挑战，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全面提升工业领域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一是加快出台工业互联网安全分类分级管理政策文件，加快编制新形势下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防护指南，健全工业领域网络安全标准体系；二是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加强工控产品安全漏洞管理，督促企业落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三是持续建设完善工业互联网安全监测服务体系，持续组织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实网攻防演练；四是大力推动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网络安全技术攻关和试点示范，探索开展工业领域网络安全保险服务。

　　国家工信安全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蒋艳表示，要对标对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做深做实工业领域网络与数据安全能力现代化建设，持续打造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综合安全保障体系。

　　“工业互联网防护体系的构建需要基于密码技术。在应用层面，我国应以区块链为牵引，构建自主创新、国际一流的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平台，为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赋能。”围绕“密码技术与工业互联网安全”主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小云表示，我国亟需抢先制定物联网、车联网、工控、国产操作系统等密码协议标准与技术规范：一方面以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数据安全和数据治理；另一方面培养更多高水平的解决密码安全的复合型人才，加速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

　　其间，国家工信安全中心与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控技术、飞腾信息、深信服、上海观安和微步在线等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深化各方在政策研究、标准制定、技术研发、科研创新、产业促进、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启动信创安全“久安计划”，聚焦信创安全综合能力提升、基础共性安全技术研究、安全生态环境服务等多个方面。

　　此外，国家工信安全中心检查评估所副所长于盟发布《工业防火墙横向比对研究报告》；国家工信安全中心检查评估所副所长孙军发布最新安全产品网联汽车2C安全风险检测工具箱；国家工信安全中心办公室主任、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联盟常务秘书长于志成对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联盟2022年度工作进行总结。

　　据了解，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联盟积极开展相关领域评比、选拔工作：评选出15家年度联盟优秀成员单位，11份工业信息安全优秀应用案例，10篇中国工业信息安全大会征文活动获奖论文，4家首批车联网服务平台安全能力测试评价“星级平台名录”。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